碑刻是史料的承载物，是某段历史横断面的见证。专家指出，收集、整理、展览、研究碑刻，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文化工程，为研究当地历史、文化、军事、经济、民俗、人文地理等方面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

在千年古县沂水，因编修的明清方志既晚又少，此前漫长的历史，除了州、府志上仅有的寥寥数语外，少有文字记载。正因如此，遗存的各种碑碣、石刻显得尤为重要。碑刻穿越春秋，似长长的沂河，洗尽铅华后，留下吉光片羽……

每个社会阶层，无不涉及

2018年，沂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编写了《沂水碑刻》一书，收录了163块碑刻、9处摩崖石刻以及若干石额、汉画像石等信息。这些碑刻或在崇山峻岭之上，或在深山老林之中，或在悬崖峭壁之下……同时，由于几百年的风化侵蚀，字迹模糊，难以辨识，为此拓片、摄影、碑文抄录等有关人员付出了艰辛劳动。

沂水所见碑刻，就功能而言，有记事、记功、颂德、褒奖、警策、训诫、惩戒、昭示、纪念、禁约、抒情、标识等；看其内容，则涉政治、军事、法制、文字、宗教、文学、教育、历史、经济、天文、地理、建筑、津渡道桥、名胜古迹、民俗风情、神怪、灾祸、祥瑞等等；而其载录的人物，上自先贤圣哲、帝王将相、英贤豪杰，下至寒儒布衣、山野白丁、江湖隐士、僧道教门、市井小民，每一个社会阶层，无不涉及。

在沂水存世的碑刻中，释道类的数量最多，内容多记录修建、修缮各种宗教场所。“古代沂水境内道教比较发达，全境有十几种庙观，数量亦可观，烟火旺盛，成为民众祈求五谷丰登、功名富贵、延年益寿和家庭和睦的主要去处。”临沂大学教授、《沂水碑刻》副主编刘海洲介绍。

在这些碑刻中，有一块比较特殊的四方体抹角碑，现存富官庄镇刘家后沟村北流泉庙的观音阁遗址处，立于1691年。面南的碑阳为碑文，其他三面刻满施财者姓名。各碑面文字上方留有30厘米的装饰图案，刻绘着鹿、兔、梅花、祥云等图形。

北流泉庙于1947年拆毁。当年，北流泉庙的庙会规模宏大，除了本地人，周边安丘、诸城、莒县等县也有来者，影响深远。以至刘家后沟的村民到外地赶集时，经常有人“考验”他们的身份：“你说你是刘家后沟的，那你知道北流泉庙碑上的兔子是朝向哪里的吗？”原来现存的四面八棱碑上端的饰图上，雕刻着几只栩栩如生的兔子，朝向南方。“这个故事充分说明，外地人不但知道有个北流泉庙，而且对庙中的碑刻都很清楚。”刘海洲说。

与四方体抹角碑同年所立的诸葛镇江家官庄新建三圣堂碑，则有着更为离奇的身世。既然是记事碑，至少会勾勒一下当年三圣堂破败、如何修葺等，可这块碑刻有些特立独行。其“碑文”只是抄了几句苏轼的《赤壁赋》以充数：……徘徊于斗牛之间，冯虚御风……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……

“碑文作者大胆地抄了苏轼《赤壁赋》的几句作为碑文，这种现象是很罕见的。碑文一般都是找当地最有学问的人撰写，甚至去外地聘官员或有科举功名者撰写。找不到进士、举人撰写，起码也要找个秀才吧？或许请人撰写碑文需要一点儿润笔费，江家官庄当时既找不到有学问的人，又没钱请人撰写，所以只好乱扯几句了。这也看出在那个年代，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的，读书人是多么稀缺。”在抄录碑文时，刘海洲颇为感慨。

既然是三圣堂，以前供奉的是什么神？问及村中多位老人，轮廓渐显：庙内原来有三尊神像，中间的那位是坐像，头戴“纱帽翅”；两旁一边是个老头，弯着腰，满脸皱纹，拄着拐杖；另一位手里握着一把大刀……“据他们的描述，基本可以推定这三位神像分别是玉皇大帝、土地老爷和关公老爷。旧时，村村有土地庙，有的地方还建有关帝庙，而玉皇大帝又是主管人间的主神，所以江家官庄的先人从经济的角度出发，把这三位一起建庙供奉起来，作为村庄的共同保护者。”刘海洲说。

人力胜自然，有志竟成

沂水是千年古县，历史悠久，境内有齐长城、穆陵关遗址、孟母墓、多处先秦时期城邑遗址。这些遗址上，也多立有碑刻。

相传穆陵关曾有汉碑，已毁无存。《东镇述遗记札》载：“晋、宋(刘)刻石，仅见残石片字。唐宋五碑，倾倒残断，字亦漶脱，难辨其意。立者五石，早为金天德四年《重修穆陵关记》，再为元至正十二年创建戍楼碑。其它皆明碑，一为礼部右侍郎薛宣诗刻，余二为修葺戍楼刻石。”由上可知，原有古碑碣十余幢。现存立者，惟明、清碑各一幢，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齐长城遗址”标志碑。

除了这些名胜古迹，在沂水腹地，有大量关于基础设施的碑刻，其中尤以桥梁居多。道光《沂水县志》如此论述：“邑有沟渠，民必病涉，造梁以济，王政所急。沂多山水，其河形散漫者，浅则虑若芥舟之胶，远则难为石杠之驾，当枯涸时尚如此，勿论盛涨矣。其有可人力施者，得免厉揭，岂非利民之一端乎？是不可不志。”在日常生活里，修桥不仅是士绅所乐为的“善事”，也是官方所乐为的“善政”。

现存有修建通顺、通济、兴隆、卧龙、济众等桥的碑刻。在高庄镇良疃村，有清代嘉庆年间的“重修狮象桥”碑，此桥位于沂蒙通衢上，时人重修时不仅扩大了其规模，还给它起了一个贴切的名字——狮象。“碑文里也提到这件事儿了，因为村庄前的两座山峰，形状与狮象相似，所以如此命名。”刘海洲说。

在夏蔚镇赵高峪村，有万历十九年的“薪见石桥”碑，碑额之“薪见”意为“新建”。碑文很多，如是记载：“南北经商，行有一凹渠，山水旷野难行，发舍慈化十方资财。”其下是120余位募捐人名单。“这些碑刻能为地名沿革、家族谱系考证等提供重要依据，有时甚至可以弥补地方志遗漏。”刘海洲说。

大部分碑刻，依旧在守望着其记录的古桥。而院东头镇吉家庄1872年的“重修灵仙桥”碑则有着不同的命运。此碑在灵山之西麓，沂水城去沂南县城公路之东侧。现存的灵仙桥为三孔石桥，两座桥墩由大青石垒成，每孔桥面由三块长条巨石铺成，三孔桥面共由九块面积大小基本相同的石板构成。桥面与沟底约1.5米深，现在桥下已多年没有流水，桥西是一片农田，原来水流的上游在桥东，则是垃圾场。从现场的面貌看，连河床的痕迹都看不出来了，根本没有建桥的必要，很难想象当年碑文所述“山水湍急”之景象。

碑刻中，氤氲时代之气象。在沂城街道小滑石沟村有一块1933年的“义举桥记”碑，碑文如是记载：“吾庄中央纵谷一道，始则举足可越，不为大患。迄今，年深日久，加以河流冲撞，两岸坍塌，遂成巨沟，非但六城往来不便莫甚，即推车负担及妇女井臼等事，道经于此者，往往被阻，足苦踬焉。”

“职是合庄同志欲一劳永利。少年闻之，各奋精神，同心协力，有自强不息之概；大众知之，竭力捐资，雷同义举，有集腋成裘之情。不数月而桥工告竣。由是人有义而功成，桥借义而取名。语云：人力胜自然，有志竟成。”撰文者如是记载。

易山名曰“保全”，良不诬矣

在乱世，沂蒙山区曾盘踞着大大小小的土匪，他们多则千人，少则数百人，到处打家劫舍，绑票勒索。为抵御土匪，沂水的小村落往往会联合起来，聚成大型村落，并用石墙或木墙围起来。有山的地区，尤其是有崮的地方，则在山顶修建山寨。有数块碑刻，记录这一历史的切面。

在黄山铺刘家岭西南有一座保全山，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山腰处，各有一眼山泉，泉水清冽，终年不干。尤其是山南、山北的两处山泉，水势旺盛，日夜涌流，浇灌着山下的大片良田，福泽周围的村庄百姓。因此，附近的村民认为保全山应为宝泉山。

保全山山顶平阔，百余亩，四周石崖如削，在陡峭的地方建有围墙，将山顶围成一座城堡。东、南、西、北皆有山门，下有拱形城门通过，上可登高瞭望。经过炮火洗礼，现犹存数米高残墙。

围墙内密密麻麻分布着石砌小屋，从这些一二米高的残墙看得出，小石屋二三十平方米大，均是简陋的石茬墙。在闹土匪时，周围村庄的人纷纷躲在这里。1890年所刻碑文如是记载：“咸丰同治年间，南匪北窜，居民避难山中，聚庐而处者，至数十家。”由此，此山由石关坪更名为保全山。

无独有偶，在杨庄镇还有一座保全山。在峨山山顶，有一块1864年的“保全山围”。这块石碑记载：“乡有峨山者，相传为前代避乱之所，其上故址犹存也。于咸丰初年，广西毛匪作乱，占据金陵，因之徐淮盗贼蜂起。至十一年二月，闻贼起自于徐，历泰安青属等处，沿途杀掠，遂由莒境南归。斯时吾境虽未受害，然知贼必将复来，爰因此山故址修石围焉。”

这块碑刻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百姓的惶恐：“至八月间，数处贼匪果长驱大至，遥望火光，人心惶恐，共扶老携幼，逃奔于此，室家幸保无虞。但见沭水以南，烽火四起，沂城关厢，焚烧一空。越十余日，贼匪东下，吾人方自山回。于九月初四日，贼人突自穆陵而来，仓促间无以为备，急奔山围以避其凶。贼入关以后，遂散居马站、沭水之间，纵火焚烧，四处劫掠，荼毒之苦，不可胜言，屯居五日而去。同治元年九月间，贼又自穆陵而至，焚烧劫掠较前尤甚。屯留三日，拔旗南归，吾人仍赖此山以免焉。”

“然则山之保全吾乡者，其浅显哉？易其名曰‘保全’，良不诬矣。”立碑人的结论，可谓心诚。

在跋山水库北岸群山之中，海拔525米的刘家大崮略有凸起，东西近700米，南北近300米，其上有山寨遗迹。山寨南北二门，南门靠近大崮前村，北门靠近大崮后村，是山寨的主要建筑。南门曾有高大的墙体，可惜近年被拆除了，只留下一个大豁口和两侧残墙。北门悬崖缺口较大，围墙俨然。长长的围墙，或宽或窄，或高或低，蜿蜒曲折，间以方形射击口。

据当地村民说，刘家大崮与沂水刘南宅有关，刘家就是沂水刘南宅。明朝末年，沂水刘南宅四世刘应宾，曾辞官隐退，在此修筑山寨躲避乱世。山寨南门内有两块碑刻，一块是南门的匾额，上面刻有“民国二十二年重修刘子明建”字样。另一块是立于1935年的记事碑，非常厚重，详细记述了刘家大崮的来龙去脉，印证了当地村民的说法。

碑文用隶书撰写，辨识如下：“吾沂苦匪患久矣，赖此山以保全者，不下数千户。委以此山形势险峻，除南北盘路可通出入外，四面悬崖峭壁，攀援莫登。故自前明末季，盗贼蜂起之时，有中丞刘公应宾解组归里，认为此山足可避秦，遂兴工修筑，以度乱世。自是以后，遂以‘刘家大崮’名焉。迨至清咸同年间，捻匪作乱，刘公旦一被举为山长，重修一次，至今遗迹犹存。近数年来，蒙匪猖獗，附近居民咸以此山为乐土，公推刘公子明充任山长，几经患难，均保无虞。”

在高庄镇桃花坪村北的盘龙崮顶，也有一块与刘家大崮山寨碑文记载相似的石碑，静卧在山风中，无声地印证当时周围百姓称为“闹光棍”的匪患。“在战乱年代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。沂水的每一处山寨，都是一部血泪的动乱史，记载着当地百姓曾经的苦难。”刘海洲说。(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昱 通讯员 黄孝志 报道)